《“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五十七期：法国符号学探索

本/期/主/题：法国符号学探索

主持人：张智庭

 

张智庭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

主持词

现代法国符号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它伴随着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 de F.）结构语言学理论所引发的结构主义活动而产生，在一段时间里，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基本同一。在索绪尔那里，符号学被设想为“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法国符号学研究最初严格地遵循了这一定义，集中在对于语言符号和部分社会文化符号之系统的深入探索，即在索绪尔提出的“系统/过程”（système/procès）连对上侧重于“系统”。似乎可以说，只有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 Cl.）和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两位学者的研究，结合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家普罗普（Propp V.）的实践，某种程度上跳出了符号系统。这一时期的重要学者还有拉康（Lacan J.）、福柯（Foucault M.）、德里达（Derrida J.）、克里斯蒂娃（Kristeva J.）等。托多罗夫（Todorov Tz.）与热奈特（Genette G.）自结构主义开始就根据文本的“词语显现”发展起来以修辞学为基础的一种叙述学（narratologie）。后人总结，这些先行者们的探索基本上集中在对“不连续性”（discontinu）的研究方面。如今，我国研究者对于索绪尔使用过和法国学者们在那一时期延续使用的符号学名称——sémiologie——有了新的看法，将其定名为“符号论”。笔者赞同法国著名符号学家丰塔尼耶（Fontanille J.）将其定义为有关各种符号系统的符号学研究，汉语译为“系统论符号学”。

结构主义在1968年“五月运动”冲击下偃旗息鼓，随后的“后结构主义”主要体现为不同方向的符号学研究。此时，格雷马斯（Greimas A.J.）的研究显示出了更为明确的科学性，他从1966年发表《结构语义学》起，借鉴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 L.）将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转述为表达平面与内容平面所引发的理论创新，以及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 N.）的生成转换语法，以“意指”为主导，在表层“叙述语法”及“形象性”和深层语义及“激情理论”方面，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层递关系密切的“叙述理论”和模式，这包括行为者模式、符号学矩阵、叙述程式、形象行程、模态理论、激情理论、半-象征理论，以及“同位素性”等概念，可操作性极强。格雷马斯的研究带动起一大批学者，形成了“巴黎符号学派”，最终使用sémiotique一词来定名他们的研究，以便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区别于前者，并与国际符号学学会（AIS或IASS）用词一致。他们的研究已经是当前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概括地说，巴黎符号学派的目标是为自然语言和语言外语境（自然世界）、叙述话语和造型话语“建立一种意指系统的总体理论”，他们不再关注“是一种已被建构的对象”的符号，而是在“过程”即“连续性”亦即“组合关系”上开展工作，是在叶尔姆斯列夫确定的表达之形式与实质和内容之形式与实质四者之间探求“内容之形式”。具体说来，这一学派的研究对象就是“话语”（discours），亦称“话语分析”，其中心概念是“陈述活动”（énonciation）。诚然，这种专注于组合关系的研究，最终还是借助于“同位素性”等概念与聚合关系即系统实现了汇合。据此，笔者结合某些法国符号学家亦将这种符号学释义为sémiotique narrative（叙述符号学），认为将其汉译成“叙述论符号学”较妥。不过，这一学派坦承，他们的符号学一如“系统论符号学”，都是“符号论”的，同属于“结构论符号学”。

格雷马斯1992年辞世，法国符号学研究遂进入了“后格雷马斯时代”。他的同代人和弟子们继承了他的理论，同时做了大量有效推进和拓展工作。如果说法国著名符号学家埃诺（Hénault A.）主编出版的《符号学问题》（Questions de sémiotique，2002）是对于格雷马斯理论的全面阐释和总结的话，那么她后来主编出版的《意义，可感之物，真实》（Le sens, le sensible, le réel，2019）一书，则让我们看到了“后格雷马斯时代”在发展格雷马斯理论方面做出的全新努力。在这一方面，李双博士和其他几位尚在法国的符号学在读博士的文章将有助于我们获得进一步的了解。

后格雷马斯时期符号学的发展

李双

天津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讲师、博士

格雷马斯去世之后，巴黎符号学派继续在叙述论符号学的诸领域耕耘，在学理和方法论上取得了不少进展，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身体、感知与情感的研究。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黄金时期后，巴黎符号学派的学者们意识到经典模型在探讨主体性和陈述活动上的不足，尤其是对身体、感知和情感研究的方法论匮乏，进而一部分学者开始在这方面拓展研究领域。格雷马斯（Greimas A.J.）的模态理论、词汇学的分析文章（《论愤怒》《论怀旧》）就是这方面的早期尝试，进入九十年代和新世纪，更为成熟的专著为情感领域的符号学研究拓展新的路径。格雷马斯与丰塔尼耶（Fontanille J.）合著的《激情符号学》是第一部有关情感研究的系统专著，阐述了符号学对主体情感研究的学理基础和方法论。埃诺（Hénault A.）借用法语动词屈折变化特点，选取可以囊括不同感知性词语的不定式éprouver（感受）和过去分词éprouvé（被感受对象），并将其概念化，前者是“内心活动行为”，后者是“活动的结果，具有持续性”。朗多夫斯基（Landowski E.）从社会符号学角度，以“在场”和“感染”概念为基础尝试建立有关激情研究的符号学。符号学在感知方面的研究是巴黎符号学派的一次重要转向，将关注点从叙述、文本、语义转移到了主体、身体和话语诸领域。

二是主体符号学研究。一般来说，格雷马斯符号学的主要思想以研究封闭的语义文本为主，有人称之为客体符号学，重视已经陈述的内容而对陈述活动过程描述不足，因此主体符号学的建立是对其有益补充和发展。对主体符号学作出突出贡献的是科凯（Coquet J.-C.），他重视语言内在结构的研究，同时也关注话语陈述机制。陈述机制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主体，主体身体经验是符号意义产生的基础之一，这就在索绪尔能指/所指二元对立之上构建了三元结构，是主体将能指和所指联系起来。如果说内在性是传统结构论符号学的根本属性，主体符号学就是以现实性为根基。在实践方面，主体符号学构建了自己的陈述机体模型，并将主体立于第一位，客体为第二位，主体所听命、具备指令功能的机体在第三位。陈述机体结构中，主体占据核心地位，它包括主体和非主体，主体具备判断能力，是思考主体，是理性存在；非主体承担情感/体验功能，它没有判断能力，不对论述和行为负责，它属于主体，又不仅仅是主体。非主体是主体实现的前提条件，是隐藏于主体内部的一种身体体验。主体符号学强调了身体的重要性，身体先于思考，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体验是首要的，因而凸显了感知、体验等认知行为在符号意义产生过程中的地位，与当下认知语言学提倡的学理基础不谋而合。

三是张力符号学研究。张力的研究以叙述论符号学为基础，肇始于九十年代，为复杂性、张力性、身体以及感知维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我们知道，二元对立的范畴化是传统结构论分析的基础，但很多话语现象具有渐变、连续、动态或情感特性，难以通过静态叙述来描述和解释，在此背景下“张力图示”的提出，为此类现象提出了解决方案。张力由两个维度构成：强度与广度。二者可以通过平面上的坐标系来体现，纵向数轴为强度，横向数轴为广度，因此不论强度和广度都可以看成从零点到最大化（甚至无限大）的渐变。我们可以将分析对象的不同状态放入坐标，它们可以看作是坐标系上的一点或是多点，是强度和广度的结合。强度和广度的结合方式是多样的，其关联性有两种基本模式：正相关联即直接模式，负相关联即反向模式。直接模式可以概括为强度和广度任一方的增加或减少会伴随另一方的上升或减少，反向模式则相反。某一现象的情感强度特征和变化可以看成在广度上的延展，而广度包含了数量大小、变化程度以及时空的延展。这样一来，话语“显露”出来的情感和动态特征即可以通过张力图示来体现，大大增加了符号学分析话语的可行性。

符号学与贾平凹笔下的乡土小说

 冯洁

吉林外国语大学西方语学院讲师、

法国索邦大学文学院符号学在读博士

贾平凹作为中国当代最著名作家之一，被认为属于“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群体。其小说在内容上关注社会历史现实的表达以及对人性的深层挖掘，在艺术表现形式及语言表达方式上带有着其家乡陕西南部的地方特色。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文化性，在叙事上有较强的层次感。

本文使用巴黎符号学派的理论，也就是依据格雷马斯（Greimas A.J.）及后格雷马斯时代的符号学理论（包括叙事、文化与激情符号学等），来分析贾平凹乡土小说中的叙事形态，这包括话语外部与内部层次、客观与主观等多角度与多层面的情况，从而展现话语符号学的分析框架。研究目的在于找出贾平凹作品的语言组织形式、意义层次与单位建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转换，为的是丰富符号学的应用领域和促进其理论的发展，并以此来验证叙述论符号学在贾平凹小说研究方面的有效性和展示这种符号学在研究中国传统小说及地方文化小说方面的应用和其对文化传播的作用。

在对贾平凹小说的研究当中，笔者首先把文本视为意义组织的基本单位，因为围绕着文本可以建立起完整的符合逻辑的意义系统，可以使我们归纳在同一主题下的同质分析。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语言要素得以与语言之外的现实和客观世界相连接。随后，笔者以此把文章分为内部与外部两个部分，并分别借助由格雷马斯建立的逻辑-语法与最早提出“符号学矩阵”和与格雷马斯共同对于这一矩阵做出深刻阐释的著名符号学家拉斯捷（Rastier F.）建立的修辞-阐释这两个论题，致力于对贾平凹小说进行更为合理与透彻的分析，这两大论题分别把语义与文本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

首先是文本外部层次的研究。由拉斯捷建立的理论继承了索绪尔（Saussure de F.）的研究成果，侧重于社会生活中的符号关系，其研究成果包括释义语义学与形态语义学等。他近年来增加的有关素材语言学的分析，也就是从更广义角度上讲的话语分析，涉及到符号学研究当中意义的更高层次，并把现实世界、素材、文本、文学体裁等内容纳入到符号学的研究当中。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我们在这里将研究这些因素对于意义产生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拉斯捷的释义语义学提出了一种新的论断，它把文本语言学、文献语文学与作品阐释学关联在一起。拉斯捷认为，存在于实践中的文本，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的都是话语，文学体裁要与写作风格相融合。这一研究建立了文本与其衍生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

另外是对于贾平凹小说的文本内部层次的分析，由此转向了对于语言要素的分析。这部分内容分为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在客观方面，采用格雷马斯建立的叙述论符号学进行分析，这包括进行对于符号学产物的形式分析，尤其是针对叙事的分析。

对于其理论的分析，从词语的词汇学出发，论及同位素性，再谈到叙事以及主题、行动者及地方主义特色等。针对主观层面的分析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贾平凹创作的主体性，如果把他的文学创作视为陈述活动，贾平凹作为陈述发送者就对创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叙事中的主观层面，包括话语当中的主观要素的识别，及其与叙事之客观层面的关系，在此借助丰塔尼耶（Fontanille J.）建立的激情符号学和其在情感或激情方面建立的模态研究，为的是建立起贾平凹作品中有关情感的句法结构。

符号学和《西游记》

王天骄

法国索邦大学文学院符号学在读博士

这里所说的符号学，是指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Greimas A.J.）所提倡、实践并发展起来的“叙述论符号学”（sémiotique）。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符号学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直至今日已成为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更催生出声势浩大的“巴黎符号学派”（École sémiotique de Paris）。“叙述论符号学”与索绪尔（Saussure de F.）最初提出的符号学概念存在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索绪尔的符号学侧重于对“不连续性”（discontinu）和“系统”（système）进行探讨的话，那么发端于结构语义研究的叙述论符号学则更关注“连续性”（continu）和“过程”（procès）。更明确地讲，索氏符号学旨在对符号系统实施一种静态的研究，而叙述论符号学则试图描述不同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考察语义生成的过程，显然这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总体来说，叙述论符号学在“切分”（segmentation）基础上，从三大角度对文本进行分析和描述：“叙述语法”（grammaire narrative）、“话语外形”（configuration discursive）和“情感表现”（représentation affective）。叙述分析、话语外形分析和情感分析是为了分别提取文本的“标准叙述图示”（schéma narratif canonique）、“形象行程”（parcours figuratifs）以及“标准情感图示”（schéma passionnel canonique）。不难看出，尽管这三大角度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按照把在一个现实平面上讲述事实的一种已知条件投射到另一个现实平面上的数学关系的模式来构想的”。

目前，叙述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西方传统文化语境下的素材。我们尝试将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文本置于叙述论符号学的理论视野之中，把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分析方法应用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之中。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叙述句法、外形结构及深层语义进行阐释，目的是为了探索中国叙述作品之中所隐含的文化及思维结构特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西游记》，《西游记》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典型文本，拥有众多读者，这些读者不仅来自中华文化圈，还广泛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

从叙述语法的角度来看，《西游记》的第一主角并不是大家之前所认定的唐僧，而是孙悟空。仔细来看，《西游记》的叙述是从孙悟空诞生开始的，故事主线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孙悟空进入神仙体系的两次尝试：第一次是大闹天宫，第二次是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后修成正果。我们据此对《西游记》进行叙述上的切分，从而构建出两个叙述程式：第一个叙述程式是孙悟空的第一次尝试（大闹天宫），第二个叙述程式是第二次尝试（西天取经）。显然，悟空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标志就是五行山，这个符号代表神仙世界对孙悟空的不认可。第二次尝试是成功的，如来佛祖所恩赐的真经是另一个符号，表明神仙世界对孙悟空的最终接纳和吸收。

从话语外形角度出发，对作品中出场的众多外在形象进行分析，对《西游记》的外在形象网系进行界定，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语义场，为中国传统观念体系构建话语外形。“语义学的研究免不了要遇到一些麻烦，因为其研究的对象（意义）是非物质性的，看不见也摸不着。”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可以通过《西游记》提供的各种外在形象展现出来，这些外形网系为开展语义研究提供了具体和清晰可见的研究素材。

在情感表现方面，我们要关注被某种情绪所情感化的主体，典型代表无疑是唐僧和孙悟空，他们都被特定的情感所操纵，从而向读者展示各自被模态化的行为。我们借用“情感萌发-位置-激情中枢-激动-道德说教”这一展示模式来为他们的情感建立“标准情感图示”，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文本中的情感表现来考察主体对伦理和审美的判断。

可见，叙述论符号学和《西游记》的联姻，能够让我们以新的视角来欣赏作品，从而发现新的意义，获得新的理解。

符号学与《聊斋志异》

 李梦一

法国索邦大学文学院符号学在读博士

符号学作为结构主义浪潮所开辟的各种新知识领域的跨学科理论，以科学的严谨性去分析、理解所有有意指的事物，探讨如何理解和为了什么去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成为最先被分析的对象。《聊斋志异》将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至今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法国汉学家莱维（Lévy A.）2005年出版的书籍Chronique de l’étrange是《聊斋志异》法语译文中最完整的版本。

狐狸在《聊斋志异》中是重要的角色，也是一个符号，它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实体，被赋予了社会的、文化的各种意义。狐狸在叙述程式中往往起着主导作用，通过模态（想要、能够）来操纵其他角色，达到其目的（捉弄、结婚、助人等）。符号学将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些耳熟能详的狐妖故事，这是属于东方的狐狸“变形记”。狐狸的变形过程涉及符号的生产、传输和接收，法国符号学家们曾解读过“变形”和出版过《变形的意义》（Le sens de la métamorphose，2009），讨论过主体参与变形过程的不同形式，包括对艺术作品（绘画、雕塑）的解读，其中勒盖恩（Le Guern O.）对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的插图从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进行过出色分析，强调了“凝视过程”（parcours du regard）对变形现实化的重要作用。因此，从叙述论符号学的角度探讨聊斋故事中的狐狸，研究其变形行为和过程是一种创新性的探索。

雅克布森（Jakobson R.）提出过三种翻译模式：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符际翻译指的是通过非语言符号来解释语言符号（转译）。探索文本和图像之间的关系，是对于一种“跨符号翻译”的研究。图像作为研究对象在符号学发展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意味着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包含语言学或某些文本对象，还可扩展到视觉领域和整个文化范畴，以至衍生出文化符号学。符号学研究的新趋势在于与其他理论相结合的跨领域性。就聊斋故事而言，聊斋插图集、各种连环画、影视剧等影像资料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研究，研究画作描述中凝聚的狐狸形象及其变形可以称其为跨符号学（intersémiotique）的共时研究，这些研究整合了对于狐狸形象的解释和特定文化影响的一种解读。改编后的影视资料根据象似性把文字变为图像，具体而言从1895年的《聊斋图说》到现在，画家们完成了这一具象化的过程，尤其是狐女的形象，这种符号形式根据中国画的画风、配色、框架、人物位置等一一为读者呈现，除了其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还包含所呈现的诸多文化价值。假设将画中的各个元素综合来看，那就形成一种整体的叙述效果，也就是说将图像看作有助于呈现叙述效果的整体。这些特征被整理成表格，通过不同的狐狸类型（性别、性格、变形程度），分析它们在故事中扮演的行为角色和主题角色。借助于画中的自然场所和人文场所出现的元素对比，印证了弗洛什（Floch J.-M.）所阐释的图像符号学规律，即一种对应等比关系（homologation）：自然/不规则性≈文化/规则性；画中的矮墙、卧室等人为建筑是规则的线条，与文化相关联，而山水树木岩石的不规则性和自然相对应。

库尔泰斯（Courtés J.）对拉比耶（Rabier B.）的版画的宏观和微观分析，弗洛什对《丁丁历险记》的符号学解读，都说明了巴黎符号学派（由格雷马斯创立）的理论对于各种图像进行分析是适用的和需要深入探究的。对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的聊斋连环画进行分析，从叙述的视角出发分析画中的画符编码（code）和连环画形式的结构，借助于实验手段来验证和阐述格雷马斯式的叙述分析，对于相对原文本而出现的增加和删减做出比较，最终达到概述图像的主题性、描述性和结构一致性的目的。因此，重读连环画的特殊性，在于运用这些基础理论来阐释传统东方素材。符号学研究领域也涉及到新媒介的表达，随着媒体形式的变化和更新，其代表的文化和受众也在变化，对于狐狸影音形象的符号学探索，正是新的研究领域。

符号学与“失谨”情感主题研究

 张彦梅

法国里昂第二大学符号学在读博士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激情”进入叙述论符号学研究之中，格雷马斯（Greimas A.J.）的模态理论于此推动激情符号学实现了认识论的突破。在陈述活动中，他将五种模态动词“应该”（devoir）、“能够”（pouvoir）、“想要”（vouloir）、“懂得”（savoir）和“相信”（croire）称之为能力的各种潜在性状态，它们通过改变谓语动词来影响陈述行为和陈述状态。简言之，模态被看作行为者角色实现价值转换的参与形式，模态化可以借助模态动词修饰另一个谓语动词，以改变操作主体的行为。

根据格雷马斯和丰塔尼耶（Fontanille J.）合著的《激情符号学》中的观点，“应该”是外源性模态（modalité exogène）和潜在性模态（modalité virtualisante），此时主体的操作潜在性地受多种外在条件影响；“能够”是外源性模态和现时性模态（motalité actualisante），主体的能力在多种条件影响下发挥其现时性作用；“想要”属于内源性模态（modalité endogène）和潜在性模态，主体自发产生能力并潜在性地影响操作；“懂得”属于内源性模态和现时性模态，此时主体自发产生的能力影响现时性操作。“相信”模态先于并包含“懂得”模态，“懂得”属于认知层面，而“相信”正是确保了认知在主体间的传递，融合了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

模态理论使得叙述论符号学开始专注于感觉（le sensible）和意指内容的主体性研究。由此，激情符号学成为了巴黎符号学派研究的转折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符号学家便不断对其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

其中，丰塔尼耶和齐勒贝尔伯格（Zilberberg Cl.）的“张力”研究便是利用“强度”（力量或能量）和“广度”（数量、时空）两个范畴标记情感：“身体编码”（身体自身的张力度）、“情绪编码”（惬意与不悦的张力度）、“模态编码”（各种模态上的张力度）、“视角编码”（各种过程的行为者结构上的张力度）、“体态与节奏编码”（各种过程体态形式上的张力度）、“形象编码”（想象构成成分上的张力度）。另外，朗多夫斯基（Landowski E.）提出了四个典型的交互机制：编程、操纵、调节和意外。编程基于规则性，操纵是以意向性为导向，调节是基于感觉来考虑情感的交互，意外是无规则性占主导地位。因此，通过交互机制可以辨认和解释主体间情绪和激情的互动。

以“失谨”情感主题为例，通过对其基础性的词素分析，可总结出以下的定义构成：

（1）缺乏辨别力。此时，“懂得”模态的强度和广度弱，认知能力弱。但是，此模态并不是“失谨”的决定因素，只有当主体间交互才会触发此情感机制，否则便只是“愚蠢”。因此，“失谨”处于调节性交互和意外性交互的消极状态。

（2）在社会关系中缺乏克制。此时，在“想要”模态的主导中，无法抑制情感，与“不懂得不做”或者“不应该不做”结合,在社会集体的交互中，与社会规约和文化习俗存在竞争和排他性（exclusivité）。因此，“失谨”处于规约性交互的对立面，无法调整导致进入意外性交互状态。

（3）好奇心强。此时，“想要”模态与“懂得”模态结合，“想要-懂得”（vouloir-savoir）刺激并操纵主体获取价值对象。但是，单纯地“想要-懂得”也有可能是对科学的求知欲。因此，“想要-懂得”的价值对象的属性便是触发“失谨”机制的关键性因素。若价值对象涉及到私人秘密空间，引起涉事主体的不适反应，“失谨”便导致了调节性交互失败。

（4）揭发秘密、闺中事。此时，因“相信”建立的契约被破坏。因为秘密只有少数人知道，并通过达成“懂得”间的共识契约，实现情感保护。但是，若违背了契约，比如两者未经允许便谈论第三者的感情私事，或者跨越空间界限，触及到他人私密敏感领域，“失谨”便处于尴尬地调节性交互状态中。

但是，我们无法从词素分析中妄论“失谨”是消极的情感行为，比如揭露社会弊病，恰是“失谨”主体在冲破社会桎梏的斗争中做出的勇敢举动。因此，激情符号学的研究正在话语的陈述活动中被不断丰富。

排版：孙昱峰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2-04期， 总第57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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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期：文明互鉴语境下的中国语言学研究

第二十八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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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期：作为“他者”的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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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期：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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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期：符号、文学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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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期：符号、文学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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